鲁迅在诸多头衔之外，还被称为“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之父”，这曾经引起一些读者的疑惑。一方面这是由于鲁迅从未从事过木刻艺术的创作实践；另一方面，社会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“一荣俱荣”的人物观。实事求是地说，鲁迅被称为“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之父”，与上述世俗的观念和现象毫无共同之处，有些读者的疑惑，只与有关的材料披露不够有关。
原创于中国的木刻版画艺术，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，影响也十分久远，并在异域被发扬光大。而我国的木刻版画艺术，到了近代却走向了衰落，是鲁迅的倡导使这一古老的艺术焕发了青春。当然，鲁迅对木刻艺术的倡导在作法上与他对小说的态度不同，他并未直接从事创作加以推动，而是积极整理、编辑、翻印中国当时硕果仅存的木刻艺术作品以便保存，翻译、翻印、展出外国的优秀木刻艺术作品以便借鉴、收集、评点、集印中国木刻青年的艺术作品以便扶植。在鲁迅的辛勤努力下，中国的木刻艺术在不长的时间内便显示出枯木逢春的生机，美术界也因此形成将鲁迅奉为中国现代木刻艺术导师的共识。鲁迅与木刻艺术的这一特殊关系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贡献，远远未被一般读者所认知。这种情况曾经引起美术界和鲁迅研究界人士的关注，却也有所忽视：鲁迅荜路蓝缕对当时木刻青年作品的评点与扶植，至今尚未有专书出版，或者说，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木刻艺术导师的侧面，以及对木刻青年的切实指导及其成果，至今并未清晰地呈现在一般读者面前。
由李允经、萧振鸣主编、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萌芽木刻集》填补了这项空白。该书的特色、意义与价值，正如李允经先生在后记中所说：“它以收罗齐备、图文对读、宣纸精印和豪华装帧的完美形式，将鲁迅先生的评语和中国新兴木刻萌芽期的作品一并贡献给读者，其纪念的意义，可供研究和鉴赏的意义，以及艺术史料等方面的意义，均已不言自明。”这其中，我特别看重以鲁迅评点文字的手迹与被评木刻作品“图文对读”的编排，它的原始的、第一手的和令人毋庸置疑的方式，向世人证实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鲁迅生平史的两个片断，其中蕴含着历史的、思想的、艺术的、方法的等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。不论世事如何变迁，时间怎样久远，它的文献价值将直至永远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对该书的副题——鲁迅评析中国现代木刻典藏略有异议：它远未失去与当代社会对话的能力，因而仍然是当代的，而非古典的，其意义和价值也远非“典藏”所能囊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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